凌晨三点，电话响了

。单元门早已没有了门，只留下一个黑洞洞的门洞，像一张掉光了牙的嘴。楼道里堆满了杂物：一辆锈迹斑斑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几个装满空塑料瓶的编织袋，还有一个倒扣着的酸菜缸。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，混着若有若无的煤烟，和记忆深处的味道一模一样。
三楼。四楼。每往上走一层，楼道的声控灯就亮一盏，昏黄的光照着墙上褪色的标语——“抓**，促生产工业学大庆”——那些字迹斑驳得快要看不清了，像年代久远的壁画。
四楼有两户。401的门紧锁着，门框上的对联早已褪成灰白色。402的门虚掩着，门牌号下面贴着一张新的封条，上面盖着厂改办的红章，日期是一个月前。封条被撕开过。
苏远推开门。
屋里的一切都停留在很久以前。
夕阳从蒙着灰的玻璃窗里透进来，把整个房间染成昏黄。正对门是一个狭小的客厅，一张折叠餐桌靠墙放着，桌上铺着钩花的白桌布。五斗橱上摆着一个玻璃相框，里面是一个扎麻花辫的姑娘，十七八岁的样子，眼睛很亮，笑得毫无阴霾。墙角立着一台牡丹牌电视机，十四寸，顶上架着天线，屏幕上的灰尘厚得像一层绒布。墙上贴着挂历，2003年，画面是天坛祈年殿，日期停留在三月，有人在三月十二号那天画了一个圈。
苏远慢慢地走进去。他觉得自己像走进了一座坟。
卧室很小。一张一米二的木板床，铺着碎花床单，枕头边上叠着一件白大褂，领口已经泛黄。床边是一个五斗橱，漆面开裂，把手缺了一只。窗户朝北，能看见楼下那棵老槐树。树冠已经绿了，在四月的晚风里轻轻晃着。
然后他看见了那部电话。
它蹲在床头柜上，红色的，那种最老式的转盘电话，机身笨重得像一块砖。话筒沉甸甸地扣在机座上，拨号盘上的数字有些已经磨花了。表面被擦得很干净，在满屋子的灰尘里显得格格不入。
苏远拿起听筒。
没有声音。顺着电话线摸下去，插头并没有**墙上的接口。它悬在半空，落满了灰。线缆完好无损，铜芯裹在塑料皮里，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断口。但它的尽头什么都没有。
一部没有接线的